军旅文学80年佳作不断名家辈出

80年军旅文学史,是一部凝结着欢乐与困苦、交融着理想与坎坷的心灵史和精神史,一部流动的史诗;其沉浮演变的轨迹,折射出了共和国的历史、军队的历史,折射出一个民族艰苦曲折、光辉灿烂的奋斗历程。

海畔风吹冻泥裂

红旗直上天山雪

红军文艺始于“南昌起义”。在庆祝起义成功的联欢活动中,红军创作了小型话剧《老祖母念金刚经》,这是中国现代军旅戏剧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军旅文学的开始。

戏剧是红军文艺创作的主要形式,称为“红色戏剧运动”,以话剧成就最为突出。女戏剧家李伯钊主创的《农奴》、《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沙可夫创作的《谁的罪恶》,胡底创作的《红色间谍》、《沈阳号炮》,钱壮飞执笔的《最后的晚餐》,红军集体创作的《父与子》等,都是当时比较成功的剧作。

戏剧和诗歌是与战争形势结合最为紧密的文艺门类。它们对敌我双方都起到了宣传队的作用,甚至能够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在两军对垒中,红军的戏剧演出甚至会吸引敌军士兵整班、整排、整队地阵前起义,加入红军。红军的许多军事家同时又是文艺爱好者,热情地参与了当时的文艺活动。《年关斗争》是一部能够代表红军早期戏剧水平的话剧,1929年由红军将领方志敏创作。方志敏还亲自扮演了剧中的贫苦农民张三这一角色。《庐山之雪》是19 年春节演出的一出大型话剧,由李卓然编剧,罗瑞卿导演,战士剧社为正在准备迎战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红军一军团演出四幕话剧,在古庙里搭起戏台,四周点燃篝火,采取“兵演兵,将演将”的方法,剧中红军将领都由本人扮演,军团长林彪扮演红军司令员,军团政委聂荣臻扮演红军政委,罗瑞卿则扮演蒋介石,和士兵一起登台演出,台上台下融成一片,满场欢呼。聂荣臻还创作了《南昌暴动》,罗瑞卿还导演了《杀上庐山》。19 7年4月,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创作并导演了活报剧《十年内战》,在当年的“五一”大会上演出,轰动异常。

红军时期的军旅诗歌主要是红色歌谣。“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当时的各个根据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革命歌谣,《恩人毛委员》、《十送红军》是其中的代表。这时期的将领诗词和烈士诗歌引人注目。毛泽东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陈毅的《梅岭三章》等,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准;方志敏的《诗一首》、周文雍的《绝笔诗》、刘伯坚的《带镣行》、赵博生的《革命精神歌》等广为流传。

散文方面,方志敏在狱中写就的遗文《可爱的中国》、《清贫》、《死》、《狱中纪实》、《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表达了捣毁旧世界、建构新中国的决心,散发着人格的伟力,显示杰出的文学才华。革命家瞿秋白被捕后写下的《多余的话》,同样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闪耀着崇高美的光环。

红军时期开展过四次较大的征文活动:第一次是19 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发起的我国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红军长征记》的征文。第二次是19 6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起的“《红军故事》征文”。第三次是19 7年1月“中国文协”发起的“《苏区的一日》征文”。第四次是19 7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起的纪念红军创建10周年的红军史料征集活动。这些征文是军旅报告文学的雏形。这艰难时刻的四次征文,如同暗夜里的火把,令人感奋。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做了大量真实的报道,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红军和中央苏区的窗口,是一部具有特殊地位的报告文学。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

抗战时期的军队文艺形式有墙头小说、讲演文学、小说朗诵、街头诗、枪杆诗、田庄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灯剧等。

红军草创时期,军旅小说几乎是空白。抗战时期,军旅小说开始兴起,以短篇为主。短篇小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真正发展起来的,可以分为几个创作群体:一、以杨朔、柯蓝、周而复为代表的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创作群;二、以孙犁、康濯、王林、秦兆阳、邵子南、管桦、张志民为代表的晋察冀边区创作群;三、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为代表的晋冀鲁豫、晋绥边区创作群;四、以冯毅之、那沙为代表的山东解放区创作群。

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刘白羽的《五台山下》、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西戎的《喜事》、康濯的《“二百五”和他的枪》等,多以生产能手和抗日英雄为描写对象,是当时比较成功的短篇小说。姚雪垠的短篇《差半车麦秸》和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生动塑造了农民游击战士的形象。邵子南说唱结合的短篇《地雷阵》、柯蓝以新章回体形式写成的中篇《洋铁桶的故事》,均令人耳目一新。

在当时的解放区文学中,丁玲、孙犁、刘白羽、赵树理“四峰并立”。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在医院中》都是艺术与思想并重的小说。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写儿女情,抒风云气,从羯鼓铿锵中升华出一派明净自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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